按：本文原刊发于2025年10月22日《东阳日报》，感谢华柯先生对石洞书院的关注和支持，也期待全国各地关心朱子和书院的各界人士支持石洞书院的复兴活化。

【古籍里的东阳】

南宋时期，东阳石洞书院因朱熹等名贤讲学而闻名。今年是朱熹（1130—1200）诞辰895周年，去世825周年。旧时，每逢九月望日（月圆之日），石洞书院都要挂上朱熹画像，并举行祭祀仪式。同日也祭祀书院创办人郭德谊（郭钦止），既望（望日的后一天）祭祀叶忠定公（叶适），十七日祭祀文达公（明末重修石洞书院的郭文达）。那么，朱熹到过东阳几次？在石洞书院讲学又有几次？朱熹的摩崖石刻是哪一年留下的？朱熹还在东阳留下了哪些事物？朱熹与东阳学者有何交往？

明天启年间，郭文达重建石洞书院紫阳讲堂，东阳知县贡修龄为之撰《重建书院记》：“东阳石洞，旧为先生讲学处，距今五百载而题咏如新，使人仰奇峰，聆瀑涧，俨然先生横经危席，宣流法音也……夫自有石洞而先生之道遂东，东之人遂世世闻道。”朱熹到石洞书院讲学，不少东阳学子蒙受教化，程朱理学也在东阳生根。正因为朱熹、吕祖谦、叶适等大儒在东阳传道授业，东阳有了“小邹鲁”的说法，“邑故号小邹鲁”。那么，朱熹的弟子都有谁呢？

百代心传说紫阳

明代赵正发有诗：“石洞门开翰墨香，晦翁著述此流芳。当年桃李于斯盛，兹日山川到处扬”。朱熹桃李满天下，于斯为盛，其东阳籍弟子到底有哪些人呢？

石洞书院内的朱熹铜像

前文（详见《东阳日报》9月10日4版）提及，四明（今宁波）人舒璘曾在石洞书院向朱熹、吕祖谦求学。因朱熹和吕祖谦的师友之谊，朱熹的东阳籍弟子大多也是吕祖谦的弟子。今列举朱熹的弟子如下：

首先是得地利之便的郭氏四麟：郭澄、郭津、郭淇、郭浩。郭澄（1150—1179），字伯清，绍兴年间补将仕郎，调南昌、黄岩主簿，皆不行。少时，父良臣为其办西园书院，延吕祖谦等人讲授，其间也得到朱熹指点。郭津（1153—1224），字希吕，郭钦止的儿子，在石洞书院向吕祖谦、朱熹等求学。郭津与朱熹交往颇多，朱熹有《答郭希吕》书信五封，指导其学习修养：“《太极》《西铭》《通书》各著，一本试熟读而思之，亦求理之一端也。大抵学者不可有放过底事，久之不已，虽无紧要功夫，亦有得力处也。”他强调读书，“熟读而思之”，从而“求理”。郭淇（1155—1226），字伯瞻，早岁登吕成公之门，亦既有所得，中年就朱文公而订焉。于书无不读，于理无不究。庆元二年（1196），郭淇携吕祖俭、林大中信至建阳，请朱熹为父郭德辅作墓志铭。郭浩（1156—1206），字希孟，郭钦止的儿子，在石洞书院向吕祖谦、朱熹、叶适等求学。郭浩知江山县事，建景行堂以祀周颖等五先生于学，朱熹曾为之记。

朱熹所作《答郭希吕》

徐大年（1152—1213），字本荣，号次山，妻室来自郭宅，曾负笈朱晦翁之门，习性理之学，朱公甚器之。后偕张伯永、乔德贤（一作“息詹”）、杜光祖，访潼川王徕先生，谈文于石洞书院，综博道艺，靡所不通。登庆元丙辰年（1196）邹应龙榜进士，以朝请郎知延平军州节制致仕，著有《次山小稿》。张伯永其人不详，但与朱熹弟子赵蕃多有诗文相交，应曾从朱熹学习。杜光祖（1133—？）为岘北进士杜乔之子，武状元杜幼节之父。杜光祖和张伯永、乔德贤三人应都曾学于朱熹。

黄从（1146—1224），字向之，尝从游紫阳先生于白鹿洞。后在石洞书院两次得到朱熹教诲，于是明了理学，著有《崇正编》等书。向他问学的人四方云从，其所建雪堂书院的学生达数百人。

东阳岘西杜氏始祖杜烨，字良仲，号南湖，其祖籍为黄岩。杜烨与弟弟杜知仁师事朱熹十余年。嘉定元年（1208），杜烨考中进士，官终东阳县主簿，此后子孙定居东阳。杜烨于东阳讲学不辍，他的侄儿杜范、儿子杜思诚俱学于烨。《宋元学案》中记载了“南湖学案”，录其门人、再传及三传共16人。

马壬仲，字次辛。家本建阳，初从朱晦庵游（一说“逮不及”，马壬仲闻朱熹东阳讲学而来，朱熹已经离开），后事吕东莱而私淑焉。登绍熙元年（1190）进士，寓居东阳，遂为东阳人。

另有宗谱记载李大有、李大同兄弟同受业于朱熹、吕祖谦之门。李大有（1159—1224），字谦忠，庆元二年（1196）进士。宋宁宗书“怡怡堂”以旌之。李大同（1157—1243），字从仲，晚号蜗室老人。随吕祖谦游，从者题名，李大同居首位。登嘉定十六年（1223）特奏第一人进士，仕至太常少卿、侍御史。李大同劝诫宋理宗要慎独，理宗听后为之动容。进工部尚书，后以宝谟阁直学士知平江府。

李厚之（1156—1189），字躬父，潜心道学，不乐仕进，与兄松之、诚之，弟季益、冲之同受业于朱熹、吕祖谦之门。博通群经，制行淳笃，时称学老先生。李松之（1150—1227），字伯材。李诚之（1153—1221），字茂钦。朱熹有《答李诚之》两书，见证其交往。一是李诚之任江南西路转运司干办公事期间修二程（程颢、程颐）祠，朱熹回信谈二程堪比孔孟，指导其学问，赠送《大学章句》，称李诚之为“门下”，可知两人间确有师生之谊；二是李诚之请朱熹为其《先正文集》写序，朱熹肯定其“尊复明辟”四字“刊去繁冗，著语精切”，但对“平贼之功”的说法，为免争议，“自頁（愿）熟思之，恐不可改”。李季益（1162—1237），字国纪，善诗文，学者称东城先生。李冲之，字德粹，隐居不仕。

《朱熹文集》中的《答李诚之》

许中应（1156—？），字成甫，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朱熹有《答许中应书》指导其“讲乎义理”“考之吾心以求其实”等读书修身之方。显然，许中应以弟子身份求教朱熹，可列为朱熹弟子。

贾大圭（1155—1218），字元锡，号牧庵居士。淳熙八年（1181）请浙漕举（进士），会本路仓使朱熹，被命讲究荒政，夙有师生之分，淳熙十年（1183）以进士名闻于朝，十二月蒙恩授和州文学。

厉文翁（1202—1265），字圣锡，号小山。父厉模，历官终秘阁修撰。厉模将叶味道请到府中教导厉文翁。叶味道是朱熹高足，则厉文翁为朱熹再传弟子。因叶味道在石洞、高塘讲学，东阳弟子甚多，后不再列举。

马光祖（1200—1273），字华父，又字实夫，号裕斋，城内西花园里人，马之纯孙。登宝庆二年（1226）进士，授新喻主簿。“见真西山（真德秀）讲学，悦之，遂执弟子礼从焉。”真德秀师从朱熹的弟子詹体仁，则马光祖是朱熹的三传弟子。

南园书院之蒋龚，字叔安，是魏了翁的弟子，亦建屋聚书以广先志，可称朱熹三传弟子。双溪书院创办人蒋持志（1194—1251），少从山堂章如愚、西山叶味道、秀严李心传、浩轩林略四先生游，也是朱熹再传弟子。

千年云护少薇星

董肇勋的《燕集讲堂》有诗云：“五亩地傅高士里，千年云护少薇星。”在郭宅石洞、南湖等书院，一大批名师或与朱熹交好，或为朱熹弟子。另外，还有一批东阳籍学者与朱熹交游。

吕祖谦、叶适、陈亮与朱熹往来已是众所周知，此略不表。

《宋元学案·说斋学案·吴主簿传》云：“郭氏有西园、南湖、石洞三书院，招延吕成公、薛象先之徒教授子弟。”薛叔似（1141—1221），字象先，他是永嘉学派创始人薛季宣的侄儿。《宋史》记载：“叔似雅慕朱熹，穷道德性命之旨，谈天文、地理、钟律、象数之学，有稿二十卷。”庆元元年（1195）九月，薛叔似因奏援朱熹为刘德秀劾罢。庆元三年（1197）十二月，名列伪学逆党籍。

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瑞安人。陈傅良是永嘉学派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主张“经世致用”，反对性理空谈，与陈亮并称“二陈”。陈傅良与朱熹虽道不合，两人间多有论辩，但政见相合，“考亭视为畏友，尝谓门人曰：‘以伯恭，君举、陈同父合做一个，方才是好’”。著有《止斋文集》《周礼说》《春秋后传》等。

钱宏（1148—1220），字文子，号白石山人，乐清人，永嘉学派创立者之一，时称“儒林巨擘”“一代宗师”。他曾在高塘书院执教，乔行简是其门下弟子。钱宏是陈傅良的学生，但他和朱熹的交往情况现已不详。

叶贺孙（1167—1237），字味道，谥号文修，师事朱熹至其生命的最后一刻，参与辑录《朱子语录》，人称溪山先生。诸葛千能，字诚子，绍兴山阴人。藏书家，朱熹门人。两人继钱宏之后，先后在高塘书院任教。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县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魏了翁曾在石洞书院、虎峰寺书院等地讲学，反对佛家、道家的“无欲”之说，推崇朱熹理学。魏了翁自称“某之生也后，不及从游于朱文公先生之门，而获交其高弟（辅广、李燔），尽得其书以诒同志，凡今蜀本所传是也”。魏了翁仅为朱熹的私淑弟子，但因缘际会，颇得直承。

郭钦止（1128—1184），字德谊，少从钱塘张九成游。辟石洞，建书院，延名师，置田数百亩为膳资。朱熹为之作《郭德谊墓志铭》，称其“才百夫之特，而身不阶于一命；志四方之远，而行不出于一乡。然而子弟服师儒之训，州闾识逊悌之方，霍然其变豪杰之窟，焕乎其辟礼义之场”，高度评价了他创办书院在变革乡风民俗、推动儒学发展及培育崇文重教风尚方面的作用。

倪千里，字起万，受学于吕祖谦，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开门授徒，户外屦满。迁右正言，进对上前，曾特荐朱熹可大用。

傅寅（1148—1215），字同叔，学者称杏溪先生，原籍义乌，晚年筑室于东阳泉村。著有《群书百考》《禹贡图考》。吕祖俭称《禹贡图考》“集先儒之大成”，请他到丽泽书院讲学。朱熹也曾造访其家，相与讨论。

葛洪（1152—1237），初名伯虎，字容父，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师事吕祖谦。吕祖谦在外或病时，由葛洪讲学，朱熹派长子朱塾从葛洪学习。朱熹对葛洪十分了解，“及为浙东常平使者，行部至东阳，访以救荒利害，具陈民瘼吏奸与施设所宜，多见施行”。可见，朱熹曾向葛洪询问救荒之策。后来，葛洪“请令置社仓，如文公法”。绍定元年（1228），葛洪官至参知政事，封东阳郡公。生平著述颇丰，有《奏议杂著》《蟠室老人文集》《涉史随笔》等。

乔行简（1156—1241），字寿朋，号孔山，游于孔端任、马之纯、吕祖谦、钱宏等诸大儒。乔行简于南园书院教学时，与朱熹、叶适、吕祖谦、李心传、杜幼节等深为交契，均有诗文互赠。后又效朱熹法，为乡邑立社仓，其后数十年不饥。

蒋昌道（1136—1202）创办南园书院，延乔行简主其席，以淑四方之俊秀。与章如愚、毕允升、俞明鸿、魏了翁、朱熹、吕祖谦、蔡抗、李心传、杜幼节、何淡、孙德之、虞复、叶味道、王镕等均相友善，有诗文往来。

徐载叔（1165—1246），字子升。绍熙年间，他在浦潭东庄居第之东创办东庄书院，朱熹为其九思斋题诗，楼钥则为四勿斋题诗。朱熹还为徐载叔作《东庄公长寿隐居》并序。

晦翁著述此流芳

“夫自有石洞而先生之道遂东，东之人遂世世闻道，郭氏之名亦附以不朽。”贡修龄说出了朱熹在石洞书院的教学著述对东阳的深远历史影响。

朱熹学说在东阳的影响，首先是形成以石洞书院为核心的文化教育高地。东阳各族在朱熹和石洞书院的影响下，纷纷创办书院义塾。长衢就有石洞、西园、南湖、高塘、洛阳、籯经、青溪等7家书院，附近还有朱熹弟子黄从建立的雪堂书院、楼钥之子楼淳建立的花园书院，及与之相关的花井书院、龟山书院等。有宋一代，东阳拥有知名书院11所，位列当时全国县办书院数量第四，浙江境内第一。其中，有吕祖谦执教的友成书院、乔行简执教的南园书院、方逢辰执教的横城义塾、唐仲友执教的安田义塾等。据统计，宋代东阳书院义塾达30余所。石洞书院更因朱熹、吕祖谦、叶适、陈亮、陆游、陈傅良、魏了翁、楼钥、刘过等人的讲学和过访，成为与岳麓书院齐名的国内顶尖学府，有“八华、石洞之名也，当年之嵩阳、岳麓也”之说。此后，东阳书院、义塾的不断兴建以及传统书院的持续重建，使东阳书院的规模及影响力不断扩大。如郭氏振兴名教之举不断：宋绍熙年间，郭湜遗孀吴崇福典尽首饰续办高塘书院；明正德年间，郭文达重建石洞书院；明嘉靖至万历年间，郭天翔两建崇正书院；明嘉靖九年，郭基建蟠龙书院；清初郭钟儒再建石洞书院；清末郭之英重建石洞别院等，一个家族在书院建设上展现出绵绵不断、百折不挠的决心和意志。至清末废科举办新学前，东阳书院数量达120余所。

朱熹在石洞书院著述《大学》《中庸》之集注，稿本留在石洞书院。各地学者纷至沓来，只为一睹圣人笔迹及学问轨迹。绍定元年（1228），东阳垕坧吴氏始祖吴德彰（1203－1290）从诸暨岭后来到石洞书院，寻访朱熹的《大学章句》手稿。经石潭俞家，留下主师鹿山书院，次年入赘俞氏，后繁衍大族。卢宣也自永康来访安田、石洞、横城等书院，后定居于锦溪。

对朱子学说的继承发扬，东阳学者也当仁不让。汪漋在《金华征献略序》中说：“何、王、金、许四先生传考亭之学于黄文肃，师弟相授，其教益广。后之溯考亭学脉者，必以婺州为的嗣。”朱熹之学脉，婺州为的嗣，东阳学者贡献不少。

陈大猷（1198—1250），字忠泰，号东斋，山泽（今磐安山宅）人。绍定二年（1229）进士，以兵部侍郎致政。陈大猷学问渊博，对理学的研究颇有成就，为金溪学派一代硕儒。他融合朱熹、吕祖谦等人的学说，用朱子释经法、吕子读诗记例，采辑群言，阐述己意。效朱熹《四书或问》例，编著《书集传或问》，对诸派之学说作取舍，其学术思想对宋元学者影响深远。任缙云县令时，他曾以俸金换得地基，在朱熹讲学之地创设美化书院，培育人才。

许谦（1269—1337），字益之，世称白云先生。受业于金履祥，为朱熹学说的第七代传人。延祐年间，许谦居八华书院讲学，学者翕然从之，“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杨、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其学问、道德、节操，使当时四方之士以不及门为耻。在本体论上，许谦提出“心具天理”的观点，和会朱熹的“理本论”与陆九渊的“心本论”，认为心即是理，心理合一，“格物”与“格心”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知行并进”。他的理学教育活动也使得程朱理学得到广泛传播，并且对元代理学官学化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又影响、启发了以阳明心学为特色的明代理学，“实得子朱子五常之嫡”。

与许谦“咫尺两贤”的王庭槐（1244—1315），字茂叔，号斗山，同受业于金履祥。对“朱陆之辩”，王庭槐认为陆九渊的学说“涉于虚元”，缺乏实证，接近禅宗之说，而朱熹的学理源流清晰，赓续有绪，并以《四书章句集注》一书集儒家理学之大成，学者从《四书章句集注》可得孔子学术正蕴。

陈其蒽（1592—1665)，号苹斋。其学术思想以朱熹理学为核心，又有创新，提出“戒慎”为立身之主、“良知”为治学之本，以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八字法。他倡导研究之风，做到“未发即良知”。

东阳士人将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文公家训》等作为制度传承。东阳书院大多搬取吕祖谦《乾道规约》、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为院规，如方逢辰亲订《横城义塾纲纪》，确定凡所揭示，一遵白鹿洞规。书院的这些规章制度，将儒学文化具体化到书院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指导学生读书治学和做人方略。杜光祖之子杜幼节（1192—1260），幼承家学，为朱熹再传弟子。后从马之纯及吕祖谦门人楼昉学。嘉定十六年（1223）武举第一人，绍定五年（1232）文进士第六，是科举史上唯一的武状元兼文进士。其所著《晦庵纲目》，为白云洞书院教学纲要。何逵，嘉定年间进士。晚年以司马光家训、朱熹小学为纲，作《惠国公遗训》十余条。他的六个儿子皆仕，其中梦开、梦祥、梦然举进士，梦然为参知政事。东阳厅堂也多以儒家伦理取名，如古渊头四本堂之名就取朱熹“勤俭治家之本，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之训，并开设义学，培养人才。

南宋时，东阳社仓建设也在乔行简的倡议下，“仿侍讲朱文公条约，颇加诠辑，以遗邑人”。东阳县令方猷称“社仓之谷，效朱文公熹之余规，随其风土为之增损，条尽井井，以县官为提督官，择乡之寓客士友之”。元初，南岑吴氏吴端公任职婺源，为朱熹请谥，重修夫子祠并立碑保护。

东阳学者还积极推动朱熹书籍的印行出版。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最早可能在婺州东阳长衢印刷，并留下稿本。潘墀任处州教授时，将晦庵《语类》二十七卷“增益其所未备，刊于学宫”。淳祐十年（1250），吕遇龙任职上饶郡学，最先出版《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

名山犹待勒诗篇

宋末元初的理学家熊禾编撰的《勿轩集》卷三称东阳为“朱子阙里”，“洙泗伊洛之道在是也”。朱熹的故里建阳别名东阳，可见朱熹与东阳确实颇有缘分。乾隆年间，东阳学谕李经世云：“洞之崖立壑深，泉流涓涓，盖洙泗一泓落在兹也。”因朱熹讲学，东阳遂有“洙泗一泓”。

回望800年前，叶适在《石洞书院记》中称郭钦止“以学易游而不以物乐厚其身，以众合独而不以地胜私其家”。陈亮称郭钦止父子3人为“东方学者”，是“学之初兴”的有力创导者。石洞书院来往的大儒中，“东南三贤”有其二（吕祖谦、朱熹），南宋理学有其宗（朱熹），金华学派有其祖（吕祖谦），永嘉学派有其首（叶适），再加上永康学派的代表陈亮和诗人陆游，各学派的泰斗在此切磋讲学。其教学不以科举为目的，注重实学，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做到了经世致用。石洞书院成为浙东学派中心之一，浙学在此区域形成。

如今，石洞书院面临重建与活化之困境——挂一个书院的牌子、构建一个书院的外壳并不难，难的是给书院重新注入灵魂，让书院再活起来。

朱熹在石洞书院作《四书章句集注》，其中“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一句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石洞书院的教育模式突破“坐而论道”的窠臼，注重解决民生现实问题。如今，石洞书院构建起“鉴古开新、中外汇通、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教育体系，被《浙江日报》誉为“古韵书院变身现代社会大学堂”，以数智活化带动书院华丽变身。这种转化不仅延续了“经世致用”的传统，也为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注入了智力引擎。

在商业文化与快速消费理念盛行的当下，石洞书院将如同一座坚实的文化灯塔，引导着人们在繁复与烦躁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心灵的净土。

联系石洞书院

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下方按钮跳转公众号阅读。